黑水溝社

賴建寰（輔仁大學歷史系學生）

幾個禮拜前，輔大黑水溝社員聚集於輔大「真善美聖」廣場，在一番宣講之後，旋即前往行政大樓抗議校方「惡意」調漲學費。此次活動中，最大感觸尚非輔大惡意調漲學費的手段。反而是，網路上對抗議行動的質疑，讓我不得不提筆澄清，會有這次的抗議行動，根本肇因於輔大的惡劣手段，不該把抗議冠上暴力與不理性的標籤。

輔大「惡意」調漲學費

為什麼會說校方「惡意」調漲學費呢？事實上，輔大在95年6月21日當天連續召開收費標準會議與公聽會。問題是，輔大學生早在6月17日便開始放暑假，事前會議消息也完全未見於學校網站；更不可思議的是，公聽會居然緊接於「學雜費收費標準會議」之後，除了對當天的學生代表疲勞轟炸之外，也完全剝奪學生代表討論與思考的「準備期」。事後，校方在倍感壓力之下，才說出「基於愛護同學」所以不漲學費了。這種令人作嘔的偽善態度，實在過於惡劣且笨拙。

抗議是暴力與不理性嗎？

在黑水溝社的抗議之後，輔大新聞網上引起不少的討論與爭執。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言論之中，「體制內」被理解為理性、有助於解決問題，且是正常的管道；反之「體制外」則是暴力、模糊焦點與一波波無止境的抗議行動。例如，輔大新聞網上的某A說，「用暴力表達的東西算哪門子正義」；某B則說，「只是體制外的抗爭，真的有用嗎?還是只會模糊焦點，甚至自毀聲譽呢？」；甚至輔大校長黎建球也在說明信中說，「謾罵及抗爭雖可以得到一時情緒的發洩，究竟無解決問題」。

事實上，許多社運團體會選擇採用抗議的手段，大多數是出自於，那些被上位者所認可的管道，根本無法解決訴求者的需求，也無法取得應有的尊重與尊嚴。以這次黑水溝的抗議而言，若不是學校事前使用惡劣手段，意圖讓調漲學費案強行通過，黑水溝恐怕也不會和學校對著幹；況且，抗議是憲法所保障的「集會及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人民有權於權利受侵害時行使之，與暴力和不理性沒有絕對關係。

那麼，「抗議」或「社會運動」被汙名化的因素是什麼？當整個社會被國家、財團與菁英等優勢團體所掌控，大多數人民與弱勢者，在上位者所建立的社會秩序與文化價值中，被當成印鈔機，任其予取予求時。社會運動的基本構想便在於，人民能不能從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解放？藉權力改變促使資源分配合理化，繼而在社會、文化與經濟等各層面，改變以往由少數寡頭所壟斷的情形。

這樣說起來，抗議之所以在網路上被汙名化的原因，已經浮上檯面上了。當暴力與不理性加諸在抗議上時，是以符合上位者的標準去檢視。因為，種種抗議行為，往往衝撞了既有的權力關係與運作模式，進而分享了上位者的權力與削弱其權威。在權柄漸失的恐懼下，上位者最常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把體制外的抗議行為貼上標籤。當輔大新聞網上，掀起一陣以「暴力」與「不理性」的批評時，我們為什麼必須接受這樣的標準？為什麼急著掉進校方所設下的陷阱？站在輔大校方的立場，當往後調漲學費或校務運作時，若想到可能會有更多學生，因此抗議行動而啟發，也開始採取高標準來監督他們，校方能不急得跳腳嗎？在這樣的擔憂之下，那些帶有不滿或鼓舞學生挑戰的言詞，自然很容易被有權力的上位者加諸暴力與不理性的負面形象。

【台灣立報】95-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