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70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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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崇偉

日前,大學校長會議才通過決議,希望大學可以有自主學費漲幅10%調漲的彈性。此舉勢必又會再次造成目前許多家庭的負擔。對於大學校長們希望調漲學費,有三點是我目前所想要切入討論的,即是:學費調漲的思考?大學學費與「大學自主」關係為何?教育應該是個人的投資?

◎學費調漲的思考?

在目前對於支持學費調漲的理由不外乎是調漲學費可以提升教育品質,然而其中的關係其實並非如此單純。提高了學費,對學校在經費擴充上當然是一大來源,但其實目前之所以缺乏經費,應是教育部對大學的補助日趨減少,學校為填補此缺口才選擇從較容易下手的學生一方調漲學費,因為大學無法選擇調漲政府對大學的補助。所以調漲學費到底是真的提升了教學品質,或只是維持現狀?實是令人懷疑。

而且調漲了學費真的有助教育品質的提升嗎?六年來台灣有80%的家庭收支是負成長,受僱員工薪資的調漲扣除了物價的提升後僅有0.32%,幾近停滯。(資料來源引自經濟日報,2006/12/07,轉引自苦勞網)依目前台灣的情況,大學學生們恐怕不是選擇就學貸款就是選擇打工。選擇就學貸款者,依目前就業的不穩定,在日後畢業相信不僅無法因為讀了大學而翻身,相反的是一出社會就欠了一屁股債,成家立業等計畫更是往後挪了數年。而打工者不僅可能忙於工作而無法兼顧學業,導致打工的薪資付了學費而所剩無幾,但又沒有扎實地學到什麼學問,徒然浪費時間。這樣的情況只是「提升了教學品質卻犧牲了學習品質」,豈能稱為「提升教育品質」?

更有人言,開放大學學費調漲能夠促進台灣產生「全世界第二個哈佛」,且漲太多學費的大學就會循市場機制而遭到淘汰。然而美國哈佛大學的出現是有其傳統與社會條件的,光就美國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的比例、美國升學制度、美國經濟結構等而言,與台灣實是不同。美國選擇公私立大學的情況是如果讀不起私立大學尚有便宜的公立大學可讀,且入學方式也與台灣不同,若單從調漲學費的方式就能造就第二個哈佛,實在是無知之見。而在台灣是考差了才會「不得以」進入了私立學校,這樣非自願性的進入私立學校,在台灣對大學教育依舊注重的情形下如何淘汰太貴的大學?更何況,這次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不就是一次最好的「聯手壟斷漲學費」的會議嗎?這樣同步支持調漲學費的情況下,又怎會出現某一家大學特別貴?應該是會出現每一家大學都很貴的情形。

況且以10%作為調漲的界線,如果每次都是以10%做調漲,所漲學費定會相當驚人。屆時,大學教育恐怕只會成為貧富差距下的一種反映,形成「貴族教育」,此情況將使人民的受教權建立在一個不公正的基礎上,並視教育為商品,功利的精神取代了公平正義的精神,將是大開歷史之倒車。

◎大學學費與「大學自主」關係為何?

在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中一再提議大學應該擁有學費漲幅10%的自主性,然而「大學自主」是真的自主嗎?其實從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中就可以看出其「大學自主」的真面目,即是由無法反應全校心意的校長與會,自作主張地作出與全國師生家長所期待的結果相違的決議。

其實從校內許多事都是屬於「由上而下」的方式決定許多事即可見大學在「大學自主」的程度都有待加強。當學校有重大議題要決定時,佔學校最多人且同時是形成學校主體的「學生」卻是在決議時最不具影響力的人,而校方不論學生反對或同意,最後的結果幾乎都變成由校方意願等於決議結果的情況。學生成了裝飾「校園民主」與「大學自主」的物品。在此種徒具形式而無實質效用的「假大學自主」實是難以大喊學費要由大學決定。倒不如稱為「校方高層自主」還來得貼切。

若是真的要以「大學自主」的方式決定學費議題的話,首先就該把全校教師、學生與學生家長當作具有決議影響力的一份子,尊重師生與家長的意見。在決議時也可左右學校最終之決定,並形成大多數的共識,方是大學自主的落實。

◎教育應該是個人的投資?

在台灣仍有許多人將大學教育視為提升個人在社會的身價、謀職的條件與地位的象徵,而以為大學教育的費用理當由個人承受。即使面對到大學學費的調漲,也可能視為個人的事,有「付不起就別念」、「付不起是你家的事」等心態,卻忽視了大學教育真正的影響。

從個人的觀點出發,或許真的會有「讀大學就是一種未來是幸福的投資」的感覺。但是日後出了社會,大部分成為受雇者的情況而言,替資本家服務,繳稅給政府,其實受惠的不再是侷限於個人,影響的是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的運作。就這樣的角度看來,大學教育不該是個人的投資,而應該是整體社會的投資才對。受過大學教育後,不僅對於社會在經濟上有相當的影響,對於政治上、文化上都有相當影響,並更能提升社會的進步。若以此角度來看現在調漲學費的情況更會覺得匪夷所思,國家一方面需要更好的人民與人才,一方面卻又要人民自己掏腰包,宛如李敖在談我國軍購的論點時所說的一個比喻,「看門狗幫忙看門,連骨頭都還要自己買」,而現在骨頭還變得更貴了!

若是真要談教育投資,那也應該是國家政府與資本家所要負起的責任。在現在台灣的情況卻非如此,資本家可以用盡各種新法規逃避高額的稅金,並掏空公司隨時一走了之,自己辛苦花了大把錢培養的才能所幫資本家賺的錢卻任意讓資本家偷走,屆時由政府拿出人民的血汗錢補漏洞、花社會成本打跨國官司與逮捕犯人,這樣對嗎?如果政府能維持公平,切實實施高額累進稅制度,賺了大把鈔票的資本家更要被課與更高額的稅金以用於教育經費上,保障人民在大學教育的受教權不受影響。

所以,就以上所談的三點,我強烈質疑學費調漲的理由且反對高學費的現在進行式。我認為高學費是既非宏觀、亦非合理、更不是客觀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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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ublish.lihpao.com/Editorial/2007/02/14/0303/index.html

【記者曾美惠台北報導】

教育部委託政治大學舉行「大學學雜費自主調整與財務資訊揭露」公聽會,邀請大學校院校長、主管、家長、學生、民間社團代表與會,針對大學學費是否自主及學校是否公布財務狀況進行討論。

大學:教育部應放寬

代表國立大學校長協會理事長、台大校長李嗣涔與會的台灣大學教務長蔣丙煌表示,與其他歐美先進國家及亞洲的日、韓等國相比,2004年我國的國立大學學費約是美金1,780元,約是每人國民所得的13.8%,比起日本公立大學的15.5%、韓國的14.8%、香港中文大學的22.3%、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的17%,台灣學費相對低廉,負擔最輕,適度調漲學費,應屬合理。

蔣丙煌說,大學經費來源有限,不開放自主調漲,學校經營困難多,以台大為例,每年預算110億元,去年就虧損2億元,其中學雜費約佔總預算收入的14.5%,對學校相當重要,尤其近年教育經費不增而學生越來越多,學校可用的經費越來越少。

蔣丙煌認為,「大學法」賦予大學自主,各大學的人事、財務、學術已具備自主權,但學雜費與資源分配仍受限於教育部,他建議,為了讓大學朝向自主發展,教育部只要訂定客觀明確的評量指標,如生師比、空間、財務指標,讓符合條件的學校能在調幅10%之內自行調整,給大學真正自主。

窮學生的升學權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東吳大學校長劉兆玄表示,問題不在學費,而是如何協助窮學生讀書。他認為,弱勢學生若由政府照顧與補助,調漲學費就不會影響學生,建議政府朝此思考。

劉兆玄也認為,許多規定對私校不公平,民間捐助公立學校可全額扣稅,但企業與私人捐助私立大學只能扣抵25%及50%,導致民間不願捐助私校,學校募款困難。他認為,教育部應檢討這些限制,在符合宏觀指標條件下,放寬讓學校自主調漲學費。學校若能自主,一定會考慮社會觀感,教育部不需擔心。

技專校院協進會常務理事、聖約翰大學校長楊敦和表示,應在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上,讓學校自主決定是否調漲,也讓學生選擇是否前來就讀,由學校自行承擔這些責任。學校也應公開學校財務狀況,接受社會監督。

家長:大學少子化為何大興土木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林文虎對調漲學費存有疑問。他表示,大學主張「高學費」等於「高品質」令人質疑,而各校積極大興土木,興建校舍,但約民國108年大學就受少子化威脅,屆時將有學校因招生不足而退場,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增加學生負擔興建校舍,10年後可能又要處理這些校舍,他無法理解學校的考量。

林文虎認為,學費高低不應只看與國際相比的數字,必須有全盤的了解與調查。應研究學雜費差別化的可行性,沒理由讓富商巨賈與布衣平民子弟以同樣的學費入學,對弱勢家庭的負擔實在太大,台灣已沒有多少家庭能應付不斷調漲的學雜費用。

他認為,台大是國內大學龍頭,要限制調漲學雜費,只要管住台大,就沒有學校能漲,建議教育部考慮。他要求各大學,一定要公開「看得懂」的資料的財務資料,建立合宜、可信賴的諮詢管道。

台大學生:漲新生,不漲舊生

台灣大學學生會會長高閔琳表示,她個人不贊成調漲學費,若真的要調漲,建議從「漲新生,不漲舊生」或調漲EMBA等課程的學費方向規劃,減輕舊生負擔。她主張學校進行「學雜費自主調整」政策討論與決定過程應公開,讓更多的學生代表參與討論。

建國科技大學學生議會議長許姜太佛建議,學校的大筆花費應公告,讓各界監督錢是否花在刀口上。他反對調漲學費,因為高學費已經造成學生的負擔,他自己得利用寒暑假拚命打工才能支付學費,這就是高學費造成學生經濟壓力的結果。

反高學費行動聯盟總召集人簡淑慧認為,學校財務資訊公開與調漲學費無關,因為財務本應公開、透明,而非以調漲學費交換。簡淑慧認為教育部不能再當鴕鳥,委託政大舉辦論壇,裝成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教育部應該負起主管機關責任,而非隔山觀虎鬥。

會計師:支持公開財務

正誠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金世朋認為,要求學校公布財務資訊是必要的,財務資訊是最客觀的資訊,各界可透過財務資訊了解學校營運,客觀決定學校應該調漲或調降,大學財務確實應該公布。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黃雯玲針對公聽會回應指出,即使未來放寬大學自主調漲學雜費,根據日韓的經驗,她相信大學會自行斟酌,不會任意調漲。黃雯玲說,學校財務公開是一定的方向,教育部將會研究將各校的財務公布格式統一,讓各校有所依循,也讓家長與學生都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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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稿】

公共政策論壇高等教育系列-大學學雜費自主調整與財務資訊揭露

論壇日期:96年2月13日下午2時論壇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五樓502會議室(台北市金華街187號)單位聯絡人:張馨尹電話:02-23419151#229E-mail:chy0505@nccu.edu.tw

全國大學校長會議已於今年1月11、12日召開,會中通過96學年度大專院校學雜費以10%為上限的自主調整方案。此外,教育部宣佈將於四月底前完成大專院校學雜費調整審議,同時重申學雜費調整應顧及辦學品質與照顧弱勢學生,並需配合健全的資訊對等、財務揭露、社會監督參與、雙向調整機制及大學評鑑,方能維持高等教育的素質與社會公平性,且保有大學自主辦學的空間。

大專院校財務資料公開,係依循「彈性調整學雜費方案」的相關規範:各校應符合財務指標的規定,另有財務透明公開及清寒學生協助的配套措施,以作為學校調整學雜費的依據。學校財務透明化、公開化,旨在確保「取之於學生者,均能用之於學生」;具體的作法為公布近三年的財務資料,包括各項經常性收支、學雜費所佔經常收入比例、學校每年現金收支餘絀情形、預算執行情形及學校發展計畫經費等,並於專屬網頁對外公告周知。

雖然目前各校均設有學雜費網頁專區以公開財務報表,惟社會各界迭有反應,公告的財務資訊略顯艱澀,資料呈現稍嫌龐雜,影響社會大眾理解與監督大專院校的學雜費支用。時值大專院校學雜費自主調整之際,當務之急在於建立各界共識的財務透明化機制,確保資訊客觀透明且簡明易懂,俾便各界檢視與監督,避免爾後學雜費調整案每每造成社會爭議,徒然耗費社會成本。

國立政治大學為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重鎮,為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和社會大眾分享研究成果,特成立「公共政策論壇」,結合社會各界共同關心公共議題,引領社會發展方向。「公共政策論壇」將於96年2月13日(週二)下午,假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召開「高等教育系列論壇」,探討我國大專校院學雜費自主調整與財務資訊揭露的課題,並同步於政治大學網路電視台實況轉播。本次論壇由國立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主持,將邀請教育部呂木琳次長、高教司黃雯玲副司長、國立大學校院協會李嗣涔理事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劉兆玄理事長(東吳大學校長)、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楊敦和常務理事(聖約翰科技大學校長)、全國家長團體聯盟林文虎副理事長、政治大學會計系馬秀如教授、臺灣大學學生會高閔琳會長、家長團體代表、大專校院校長與代表、專家學者、會計師等,共同檢視我國現行大專校院財務資訊揭露的現況、缺失與改進模式。期望藉由此次專家論壇的焦點討論,研擬初獲共識的大專校院財務資訊揭露模式、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與支用揭露模式,提供3月份擴大舉行的全國性公共政策論壇高等教育會議參考。

議程2007年2月13日(星期二)

13:30-14:00報到

14:00-14:10開幕致詞:吳思華/政治大學校長

14:10-14:20貴賓致詞:呂木琳/教育部次長主持人:吳思華/政治大學校長

14:20-15:50主持人:吳思華/政治大學校長引言人(暫訂):李嗣涔/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臺灣大學校長劉兆玄/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東吳大學校長楊敦和/中華民國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常務理事、聖約翰科技大學校長林文虎/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副理事長、臺北市家長教育成長協會理事長高閔琳/台灣大學學生會會長馬秀如/政治大學會計系教授

15:50-16:10茶敘

16:10-17:40綜合討論1.研擬大專校院財務資訊揭露模式2.研擬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與支用揭露模式

與談人(暫訂):程萬里/中原大學校長侯崇文/臺北大學校長謝國清/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常務理事簡淑慧/反高學費行動聯盟總召集人林少軒/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會長許姜太佛/建國科技大學學生議會議長金世朋/正誠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林秀玉/安侯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顏信輝/淡江大學會計系教授兼會計室主任蔡博賢/輔仁大學會計室主任林碧炤/政治大學副校長蔡連康/政治大學教務長周行一/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財務管理學系教授陳明進/政治大學會計系主任、會計系教授許崇源/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會計系教授周玲臺/政治大學會計系教授許淑芳/政治大學會計室主任

17:40-18:00閉幕致詞:黃雯玲/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吳思華/政治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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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晚上六點半
地點:焯炤館304黑水溝社社辦

全球化系列社課


03/08:什麼是全球化?(影片:可可西里)

03/15:全球化下的勞工處境

03/22:全球化與農業問題

04/03:全球化與智財權

04/12:世界反全球化運動介紹與因應之道

教育系列社課

05/03 :中學教育與升學主義

05/09 :「大學自主與教育資源」座談會

05/17:教師困境與出路

經濟系列社課

05/24:力霸集團與金融併購

05/31:M型社會

聯絡人:賴建寰 091990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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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勞論壇2007/02/04
◎作者:寶藏巖公社

作為一個台北市的文化居民,我們原本期待帶著,新任的文化局長,會給這裡帶來一種不同的文化思維。然而,現實的結果,卻讓人失望了,新任的台北市文化局長,李永萍小姐仍然拿著過時的法令,來對人民主張粗暴的公權力。

正如同公社的成員在「寶藏巖公社就是要聚落保存!!!」一文所強調的,正因為北市府文化局與規劃者對於「掠奪文化資產」的貪婪,所以他們始終將關注焦點放在「聚落所有權」的取得。而他們取得所有權的法律過程,是有爭議的。

首先,就市府團隊一直所強調的「寶藏巖聚落的建物,已於83年間依據《台北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暨違章建築處理辦法》,向違建戶辦理補償作業完竣,市府取得建物處分權利殆無疑義。且依據土地法規定,住戶已領取建物補償費,對建物的法律上權利即已消滅,自無訴求返還之由。」註1,我不知道市府此項見解是從何而來,但翻遍土地法全文,並無任何條文規定主管機關在發放拆遷處理費之後,即取得違章建物處分權之規定,唯一相近的條文僅有土地法第235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在補償費未發給完竣以前,有繼續使用該土地之權。但合於第231條但書之規定者,不在此限。」註2,但此條文所指的是合法徵收,而違章建築既然沒有徵收,又如何能依據該條文之規定,而由市府主張取得所有權或處分權呢?

而事實上,台北市政府官員一直都明瞭其適用法規上的爭議,因此乃不斷的改變其說法來強化其正當性,例如,其都發局官員於2006年11月21日在視察寶藏巖時候就曾說過:「我是跟他買賣的,這個是價購的,領了補償費就是價購的行為,因為違章建築沒有在徵收的。」註3然而,這樣說法亦是有問題的,最高法院在56年台上字第2107號判例要旨就已經很明白地表示了:「取締違章建築係一種行政處分,政府對於拆遷按現住人口發給救濟金,非政府與人民間之買賣或贈與行為,其由此發生之爭執人民僅得依行政救濟程序請求救濟,不得以政府拒不發給,提起民事訴訟。」亦即台北市政府不能以其所給付之拆遷處理費用(行政救濟金),即權充作買賣之價金,而取得該違章建築之所有權。並且,依照土地法第215條之規定,違章建築之拆除,雖不予補償,但對於違章建築之處理模式,亦僅有所有權人自行拆遷或由主管機關逕行除去二種方式而已,並無賦予主管機關得給付救濟金而取該所有權(處分權)之依據註4,台北市政府之如此見解,實已逾越法律之規定,而嚴重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註5。

至於台北市政府官員一直所主張的:「違章建築並無所有權,也未辦理產權登記。市府發放違章建築補償費後,即有決定是否拆除之權利。」註6這更是荒天下之大稽,我不知道市府官員對於《民法》「所有權」取得的認定概念是誰教的,但我可以確定的是,那絕對不是出自於任何一個法律系教授的說法,因為市府官員的如此說法,顯然混淆了公法上賦予主管機關上對於「建築管理」的「行政管制」與民法上對於「私有財產權」的認定標準,主管機關對於違章建築的處理是行政法上的管制,但這不能否認民法上原始起造人的「原始取得」所有權之依據註7,更遑論由台北市政府申請為起造人,而登記取得所有權,台北市政府此等行為,顯然是公然的亦持有為所有之意思,而構成刑法上之侵占罪註8。

【人民要居住權(遷徙權)】

台北市文化局長李永萍表示:「寶藏巖現存的爭議全都來自於非原始住戶,因為所有原住戶都已接受市府訂出的優惠搬遷條件,因此反對市府接管的寶藏巖公社已失去對住戶的發言權與代表性,是不折不扣的強占戶。」註9

關於此點,我們要特別地指出,親愛的李局長,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這是憲法第十條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也是《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確認不可剝奪的人民基本權利,而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納粹政府,更因為強迫猶太人大舉遷移,而遭受世人譴責,而近代中國,更因長期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而飽受國際譴責,而今您身為國際之都台北市的文化局長,竟然還如此保守,效法落後專制國家的極權政策,而強制寶藏巖居民驅離,甚至不惜違法亂憲,自行定義所謂的「原始住戶」與「非原始住戶」,來進行所謂的隔離政策,這難道是一個號稱全國首善之都的文化局長所該有的行為嗎?

公社立場在「寶藏巖公社就是要聚落保存」一文已經表示過,在我們來看,只要你曾經居住過寶藏巖,你就有主張你作為「寶藏巖人」的權利。寶藏巖的居民在規劃初始即被規劃團隊及文化局以去脈絡化的方式區分界定為各種身份,人對於居住地點的身份認同,不應該由你是否具有土地所有權或房屋所有權來決定(好比你是否是違建所有人)、更不應該被官方與專業者憐憫地施捨(你是弱勢,你可以住)。因此,熱心鄰里事務、喜歡炒米粉招呼鄉親鄰里的鄰長是寶藏巖人;每天「殺朱拔毛」、「反共抗俄」的外省老兵是寶藏巖人;失業潦倒、藉酒裝瘋的彰化胖子是寶藏巖人;戀姦情熱、拒絕學校的廢業青年也是寶藏巖人。當然,那些被文化局與規劃者胡亂冠上「煽動居民的外來佔屋者」與藝術家駐村規劃案用完即丟的所謂「藝術家」,其實都是寶藏巖的居民。在這個社區裡,不論是哪個個人或團體(不管你是「寶藏巖文化協會」還是「寶藏巖公社」),都不能取代其他「寶藏巖人」在此出現與留駐的正當性。

人民有權利定義自己的居住權,這是公社一直以來所堅信的理念,亦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註10,而這所謂的居住權,不只是保有一遮風避雨的地方的權利,更是對於自己對於居住地點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任何政府或所謂的規劃者,如果想要強制地區分「誰是這個社區的人、誰不應該(或不配)是這裡的人」,這都是出於權力與知識的粗暴與傲慢,更遑論由官方單文粗暴地認定,何為原始住民,何為非原始住民,這些都是大大地違反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居住與遷徙自由。

寶藏巖聚落自有史以來,就是一個自由進出的城市空間,一批人出去了,又換了新的一批人進來,就在這來來去去之間,寶藏巖聚落形成了其豐富而多樣性的人口,而這也正是寶藏巖歷史聚落所代表的台灣族群的文化融合特色。然而,今天台北市政府僅憑一紙粗暴的公文決定,就斬斷了一個活生生的歷史聚落,而其透過層層法規限制所認定的原住戶,亦不過是在此多樣性文化中的少數官方樣本而已,根本無法代表在此曾經(或現在)居住住民的文化特色,更遑論其粗暴的禁止進入居住決定,更是嚴重地剝奪了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居住遷徙自由。

【文化局濫用警察權】

既然台北市政府在對於寶藏巖歷史聚落的產權取得上有爭議,那麼他們為什麼如此積極動員公權力,要來驅趕現仍居住在寶藏巖聚落的居民呢,這就說穿了,不過是為了遂其行剷除「都市之瘤」,進行謀奪私產的目的罷了。

前任的台北市長,亦即現行的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2006年11月20日在參與自來水園區「戶外親水體驗區」的揭幕典禮中表示:「未來自來水園區結合寶藏巖文化園區,老舊社區也能找到更多休閒樂趣。」註11而在台北市「自來水園區第二期擴建水體驗教育區及各項休憩統包工程」的規劃報告中更指出,要「串聯公館商圈、河濱公園及寶藏巖藝術村,提昇公館地區為臺北市民運動休閒的優質環境。」註12

而事實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寶藏巖歷史聚落與其他不甚相干的開發計畫送作堆了,早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委託的規劃單位OURs就曾明白的表示,未來寶藏巖社區將朝「寶藏家園」、「藝術行動者駐村」、「國際青年會所」、及「生態環境學習基地」四個經營面向邁進,並預訂於2008年六月完成聚落修復後,於一統合的營運主體下採委外經營(公辦民營,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逐年編列預算補助營運)模式正式營運註13。這是多麼的荒謬與偏差,一個由人民苦心經營所成的自然歷史聚落,竟然就這麼輕易地被主管機關與規劃單位包裝成廉價的文化商品,向大眾推銷與販賣,而這一切竟都建立在台北市政府所自認合法的巧取豪奪手段上,我們不禁要問,這是哪一門子的的文化聚落保存?

對於台北市政府如此蠻橫的手法,公社的成員不僅一次的對台北市政府表示:「請你拿出合法的的公文依據來。」而顢頇的台北市政府官員竟然拿出一個14年前的拆遷公告來,要求居民讓路,這正顯現文化局對自我法律上的矛盾,一個要作「歷史聚落保存」的社區,竟然要靠一紙14年前「公園綠地」的違建拆除公告來執行,台北市政府以為只要隨隨便便秀個公文,人民就不會懷疑其執法的正當性?

而公社的成員在此再度呼籲台北市政府的官員,不要知法犯法,拿一個過時的法令依據來呼籠人民,如果台北市政府真的認為「寶藏巖歷史聚落」是「非法違章」,占住在「公園預定地」上,那就是依照1993年的都市計畫,台北市政府必須將寶藏巖歷史聚落整區拆除,進行所謂的中正297號公園計畫註14,不要一方面拿著古老的拆遷公告來驅趕人民,一方面又私下偷偷摸摸地進行整修改建的動作,以宣告寶藏巖聚落為市府財產的謊言驅趕聚落內居民戶籍,藉以完成寶藏巖聚落變更市府財產的事實,為市府取得私人產權作預謀。

【惡法非法,人民有抵抗權】

儘管台北市政府一再地強調,他們在法律上絕對站得住腳,他們執行的是合法的公權力,現在站出來反對的都是占用戶,根本不合法,市府將會在短期之內強力執行公權力,排除這些障礙。但我們要說的是,這是「惡法亦法」的概念,完全忽略了自然法正義的追求,而僅執著在形式的法規範上,而意圖藉由惡法亦法的方式,來遂行其不公不義註15。

對於「惡法亦法」的批評,二戰後的德國法學家赫特布魯特就曾指出:「法律實證主義以其「法律就是法律」的信條,使德國法律界對專橫、非法的法律失去抵抗力」而其在《法律的價值相對主義》一書中更明白的指出:「所有的法律可以分成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維護人類共同的理性、尊嚴和人權的法為法上之法,以蔑視人類的理性,踐蹋人的尊嚴和人權的法為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惡法,惡法非法。」而德國二次世界大戰後紐倫堡大審(NurembergTrial)的法官即採取了此一見解,因而判定希特勒政權所執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人類的一種罪惡,而基於「惡法非法」概念,美國著名的思想家梭羅在1848年更提出了「公民不服從」(Civildisobedience)概念,主張人民有權利以公民良知,以及對社會的良性秩序的關鍵作用,拒絕服從不公不義的法律,以對抗國家不合理的統治行為。此一概念為一代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rndGandhi)所繼受,他採取了CivilDisobedience來形容他所領導的反抗運動。他將兩個森斯克族的字合併而成為一個字Satyagraha來翻譯「不服從」這個名詞。那個字的意思是「靈魂的力量」,或「由真理、愛情或非暴力而產生的力量。終於推翻了英國人統治之下腐化的國家機構。

而公民不服從(或國民抵抗權),並不以法律是否承認為唯一程序要件。正如大家所明瞭的,抵抗權思想並非反對所有暴力,抵抗權支持為了自衛進行的抵抗,而這種抵抗與傳統的暴力行為存在本質的區別:「後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毀滅舊事物,而前者關心的主要是如何創造新事物」。當每個罪犯(包括國家)拿刀子抵著我搶走我的皮夾和持槍搶劫銀行時,自衛是應當的(《暴力革命與公民不服從》。

而基於以上的理解,以及我們對於人性基本尊嚴的追求,公社的成員乃認為,台北市政府現所執行的1993年的拆遷公告,乃是一實質上的惡法,它不僅忽略了文資法對於歷史聚落保存的精神,更嚴重的戕害了憲法對於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保障,面對台北市政府如此強斷顢頇的舉動,以及目前法院對於當事人抗告處置的怠惰,公社的成員有必要站出來,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對抗台北市政府的「惡法」,而公社的成員亦堅信,我們並不求暴力,但如果台北市政府堅持以暴力的手段來實現此「惡法」時,公社的成員亦不會放棄憲法所賦予人民對抗惡法的基本權利。

註解:

註1:http://epaper.culture.gov.tw/0078/Content107.htm,另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於民國95年6月6日北市工建字第09573016800號函亦有類似之文義表示。

註2:土地徵收條例第21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前項補償費未發給完竣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用。但合於第二十七條但書規定者,不在此限。」

註3:http://www.wretch.cc/blog/powerslide&article_id=7127733

註4:土地法第215條規定:「徵收土地時,其改良物應一併徵收。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另有規定者。
二改良物所有權人要求取回,並自行遷移者。
三建築改良物建造時,依法令規定不得建造者。
四農作改良物之種類、數量顯與正常種植情形不相當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認定,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會同有關機關為之。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改良物,於徵收土地公告期滿後,得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通知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拆除或遷移;逾期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會同有關機關逕行除去,並不予補償。」

土地徵收條例第5條規定:「徵收土地時,其土地改良物應一併徵收。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要求取回,並自公告期滿之日起十五日內自行遷移者。
二墳墓及其他紀念物必須遷移者。
三建築改良物依法令規定不得建造者。
四農作改良物之種類或數量與正常種植情形不相當者,其不相當部分。
五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前項應徵收之土地改良物,得視其興辦事業計畫之需要,於土地徵收後,徵收之。但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於需用土地人報請徵收土地前,請求同時一併徵收其改良物時,需用土地人應同時辦理一併徵收。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土地改良物,於徵收土地公告期滿後,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遷移或拆除之,不予補償;屆期不拆遷者,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逕行除去。」

第6條規定:「需用土地人取得經核准撥用或提供開發之公有土地,該公有土地上之私有土地改良物,得準用前條規定徵收之。」

註5:法律保留原則係指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行為,尤其是干預人民自由與權利者,其所依據之法規範應保留給立法者以法律明定,換言之,人民權益若需限制,或需賦予義務,皆必須由民選之民意代表以合議方式同意,而且除非有法律明確授權或本於職權,行政機關方得對法律作補充性或執行性之規定或解釋,以確實保障基本人權。法律保留原則係積極地要求行政行為須有明確法律依據,故亦稱為積極之依法行政。

憲法

第15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第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了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第170條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下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

一、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
二、關於人民權利、義務者。
三、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四、其他重要事項應以法律定之者。

註6: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寶藏巖共生藝棧計畫委託實施要點、福利家園進駐辦法、藝術家駐村辦法等研商會議」」會議記錄,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四字第09331461700號函。

註7:「自己出資建築之建築物,其取得係原始取得性質,與依法律行為而取得有別,故不在第七五八條所謂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之列(四一台上一○三九)。(1)故苟有自己出資建築之事實,要不因是否承攬人建築而有異(五九台上一五九○),亦不因戶籍上所載住居所是否在同址,或建築執照為何人名義而有不同,復不因是否違章建築,日後不能辦理登記而有區別,均能原始取得建物之所有權。」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上冊(修訂二版),第一二九頁。

註8:台北市政府曾於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寶藏巖共生藝棧計畫委託實施要點、福利家園進駐辦法、藝術家駐村辦法等研商會議」」會議記錄明白地表示:「有關違章建築登錄為市有財產之辦理程序,…財政局已有建言:「有關完成市有財產登錄列帳,屬地政機關尚未辦理建物部分,應先完成建管程序,並洽地政機關辦理建物產權登記後辦理列帳。如短其間無法完成建物登記,為免失管,仍應以補償費金額作為列帳價格列帳管理,日後完成登記,再修正原列帳資料」」、「違章建築循程序登錄為市有財產原則上沒有問題」,參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四字第09331461700號函。

註9:http://blog.yam.com/treasure_hill/article/7718845

註10:中華民國憲法第十條:「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註11:http://blog.roodo.com/treasure_hill/archives/2522983.html

註12:http://www.eng.twd.gov.tw/IMPORTANT/Import_Detail_6.htm

註13:http://www.treasurehill.org.tw/?p=105#more-105

註14: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6條規定:「依規定應拆除之違章建築,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是故,如果台北市政府一直堅持使用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處置寶藏巖爭議,而文資法第22條規定無排除建築法、都市計畫法、消防法等相關規定之使用,則台北市政府現在唯一能作的是就是整區拆除,並無所謂整建之後再取得合法地位之說法。

註15:譬如,台北市政府一直強調的,文資法歷史建築之指定,不能排除建築法對於「違章建築」之處理,又如寶藏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尚未完成,其目前仍為「公園用地」,這都是堅持「惡法亦法」的概念,完全忽略法規範的實質目的,乃在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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