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溝社

賴建寰（輔仁大學歷史系學生）

去年的七月五號，不少學生團體至教育部前的人行道上，抗議教育部核准部分大學調漲學費。整個活動過程中，是以理性與和平之方式表達訴求，倒是警方對如此冗長且「不知好歹」的學生失去耐性，拿起大聲公，舉起狀似招魂的警告幡牌，宣告這群學生違反集會遊行法。事後，政大碩士生林柏儀因此遭到起訴，且於四月十二號開庭審理。當天，我至現場旁聽，我不僅在思考集遊法的善惡問題，也反省了我對社會運動的基本態度。

遊行的內在自由

你們一定想問，究竟是我們這群學生天性頑劣，該對主事者略以懲戒；抑或集會遊行法本身出了紕漏，反而是那些不當行使公權力者的過失？集會遊行法本作「動員戡亂時間集會遊行法」，為戒嚴體制下的需要而訂定之。惟將兩法相比較之下的結果，除刪除原第一條「動員戡亂時期為保障人民集會、遊行之自由，維持社會秩序，特制訂本法」之「動員戡亂時期」外，其他大都原文保留，實質內容相去不遠，使人不免懷疑其借殼上市之心態。

曾有學者指出：「一般人論集會自由，大多侷限於外部自由，事實上，憲法所保障之集會自由範圍，亦包括內在的集會自由，及毫無恐懼的遂行基本權利之決定自由。易言之，基本權利能力人不能因為要行使其權利，而成為國家監視及可能不利處分之對象，因而有所恐懼，集會自由正賴子內涵而生生不息。」（李震山(1992)。我國集會遊行法之研究。p.30-31）

如是觀之，集會遊行法當中的諸多限制，恐有使人民無法「毫無恐懼的遂行基本權利」之嫌。首先，在事前許可制度上，無疑使國家具有事前審查言論的權力，而使人民在國家監視之下；第二點，總統府與五院乃中央樞要機關，無論政策之決議與執行，或預算編列與審查，皆由其所執事，不但不該限制集會遊行，反倒是最該集會遊行之地；第三點，集遊法開放體育競賽、宗教、民俗等活動不需申請許可，依憲法的精神而言，言論自由為全體人民所共有，有學者稱之為「街頭平等使用原則」，根本不該有如此差別待遇；第四點，多數人民無法以出版，或新聞媒體的形式表達言論，故集會遊行亦有「窮人出版品」（poormansprintingpress）之稱，使人民透過最直接的方式表達言論，理應也受憲法保障。再說，有實際參與過「集會遊行」的朋友便知，警方大都在現場手持長棍與盾牌作恐嚇之勢，托保衛現場秩序之名，而隨時作「關門放狗」之計，基本權利荼毒至此，嗚呼哀哉！

社運的知識論

當天開庭到尾聲的時候，檢察官終於忍不住詢問柏儀：你到底為了什麼而想這樣作？這對你有好處嗎？也許這對你們而言很重要，但是，這麼多位同學，不顧自己的功課來旁聽，值得嗎？在這位檢察官看起來，讀書和追求社會正義是兩回事，至少也該是讀書在第一順位。我在想，這絕對是一項重要且基本的提問。

記得金剛經上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什麼意思呢？前些日子看了一部德語片《帝國大審判》，片中的女主角蘇菲被逮捕後，也是被蓋世太保詢問與柏儀類似的問題，而蘇菲回答他「良心」，良心可能就是蘇菲所認知到的無為法。在我看來，不論是讀書或參與社會運動，這都是金剛經所謂「有為法」，即它們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無為法」下所幻化的「虛妄」。對我而言，求真才是這一切的根本價值，亦即無為法是有恆不變的。因為求真，所以到學校求知；因為求真，所以無法看著大學漫長學費；因為求真，所以不能夠接受集遊惡法。也就是說，讀書與社會運動非但不是前後的次序關係，反而是交互的辯證關係。求真值得嗎？求真有好處嗎？這樣以利益相衡的問題，實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假使，去學校說是為了求知，但在社會上發生問題，卻自以為學生該先讀好書，便是掉入「夢幻泡影」的假象之中。江宜樺教授曾在〈中學教育與知識異化〉一文中指出：「我們的中學教育不也正是一個使知識不斷異化的過程嗎？在六年折磨生命的『教育』之後，還有多少人會相信知識探索原本是人類本質的一部分？還有多少人不會痛恨這個『異於己且敵對於己』的知識？」。這樣的人生不免過於悲慘，不僅活在虛幻，且與自我本質異化了。

【台灣立報】95-04-25

賴建寰（輔仁大學歷史系學生）

幾個禮拜前，輔大黑水溝社員聚集於輔大「真善美聖」廣場，在一番宣講之後，旋即前往行政大樓抗議校方「惡意」調漲學費。此次活動中，最大感觸尚非輔大惡意調漲學費的手段。反而是，網路上對抗議行動的質疑，讓我不得不提筆澄清，會有這次的抗議行動，根本肇因於輔大的惡劣手段，不該把抗議冠上暴力與不理性的標籤。

輔大「惡意」調漲學費

為什麼會說校方「惡意」調漲學費呢？事實上，輔大在95年6月21日當天連續召開收費標準會議與公聽會。問題是，輔大學生早在6月17日便開始放暑假，事前會議消息也完全未見於學校網站；更不可思議的是，公聽會居然緊接於「學雜費收費標準會議」之後，除了對當天的學生代表疲勞轟炸之外，也完全剝奪學生代表討論與思考的「準備期」。事後，校方在倍感壓力之下，才說出「基於愛護同學」所以不漲學費了。這種令人作嘔的偽善態度，實在過於惡劣且笨拙。

抗議是暴力與不理性嗎？

在黑水溝社的抗議之後，輔大新聞網上引起不少的討論與爭執。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言論之中，「體制內」被理解為理性、有助於解決問題，且是正常的管道；反之「體制外」則是暴力、模糊焦點與一波波無止境的抗議行動。例如，輔大新聞網上的某A說，「用暴力表達的東西算哪門子正義」；某B則說，「只是體制外的抗爭，真的有用嗎?還是只會模糊焦點，甚至自毀聲譽呢？」；甚至輔大校長黎建球也在說明信中說，「謾罵及抗爭雖可以得到一時情緒的發洩，究竟無解決問題」。

事實上，許多社運團體會選擇採用抗議的手段，大多數是出自於，那些被上位者所認可的管道，根本無法解決訴求者的需求，也無法取得應有的尊重與尊嚴。以這次黑水溝的抗議而言，若不是學校事前使用惡劣手段，意圖讓調漲學費案強行通過，黑水溝恐怕也不會和學校對著幹；況且，抗議是憲法所保障的「集會及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人民有權於權利受侵害時行使之，與暴力和不理性沒有絕對關係。

那麼，「抗議」或「社會運動」被汙名化的因素是什麼？當整個社會被國家、財團與菁英等優勢團體所掌控，大多數人民與弱勢者，在上位者所建立的社會秩序與文化價值中，被當成印鈔機，任其予取予求時。社會運動的基本構想便在於，人民能不能從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解放？藉權力改變促使資源分配合理化，繼而在社會、文化與經濟等各層面，改變以往由少數寡頭所壟斷的情形。

這樣說起來，抗議之所以在網路上被汙名化的原因，已經浮上檯面上了。當暴力與不理性加諸在抗議上時，是以符合上位者的標準去檢視。因為，種種抗議行為，往往衝撞了既有的權力關係與運作模式，進而分享了上位者的權力與削弱其權威。在權柄漸失的恐懼下，上位者最常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把體制外的抗議行為貼上標籤。當輔大新聞網上，掀起一陣以「暴力」與「不理性」的批評時，我們為什麼必須接受這樣的標準？為什麼急著掉進校方所設下的陷阱？站在輔大校方的立場，當往後調漲學費或校務運作時，若想到可能會有更多學生，因此抗議行動而啟發，也開始採取高標準來監督他們，校方能不急得跳腳嗎？在這樣的擔憂之下，那些帶有不滿或鼓舞學生挑戰的言詞，自然很容易被有權力的上位者加諸暴力與不理性的負面形象。

【台灣立報】95-08-07

歷經約莫兩個多月的醞釀籌畫，「有關網務工作的階段匯報」的重要整理，以及三天以來美工方面的演化修改之後，社的BLOG終於今刻上路啟用，其他部分亦將陸續完成。有關網務工作的實況與鬥爭策略，工務書記處將會於七一五會議提出兩點重要說明，敬請同志們務必與會。同時，也請報知各人的WRETCH帳號，以便加入共同作者，謝謝合作。